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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沥川啊沥川，你为嘛一定要买那个辣椒让人家误认你为四川人咧。

　　那场地震，沥川当然知道，我们也都捐过款。我这才想起这位大婶就在居委会工作。那时我的户口在北京，

　　还在她那里办过暂住证呢。

　　我瞅了瞅沥川，他的表情很古怪。那种你只有在外国人身上才会看见的尴尬的神色。

　　沥川看了看我，向我求救，我双手一摊，爱莫能助。

　　我能说什么？难道我会说大婶您认错人了，这位兄弟的残疾不是因为地震，而是因为得了癌症？

　　这样说肯定不会吓倒她，但肯定会吓到我。因为我对“癌症”两个字十分过敏。如果能够，我愿意一辈子也不提起。

　　僵持几秒，沥川轻轻咳嗽了一下，然后，很大方很慎重地伸出手，和那位大婶握了握，很真诚地对她说：

　　“大婶，谢谢您的关心。我代表灾区人民感谢您。”

　　三八番外（上）

　　结婚后六个月，沥川的健康状况渐趋稳定，开始恢复工作。我们仍然住在昆明，沥川每周会有两飞往北京打理CGP的业务。但他的大多数设计稿是在昆明的家中完成的。我所属的翻译公司业务也很繁忙，笔译减少，口译的任务却加重，亦频频出差

　　结婚后，我同事们都以为我会放弃工作做个全职太太，我一向做不惯闲人，沥川亦表示我尊重的选择。

　　那年七月，沥川应邀去意大利西西里岛参加个建筑师的年会。在此之前他先赶往瑞士完成个商业中心的设计案。我则因为公司接个政府旅游团无法抽身，我们于是整整分别了两个月。旅游团的任务刚结束，我便请两个月的长假回瑞士。彼时沥川已交完图纸在西西里开会，他在吩咐他父亲的司机费恩来机场接我，让我家中等待四天，他开完会立即飞回来相聚。其实他很想偷溜，可是他的报告偏偏安排在最后一天，而且几位难得见的合作伙伴一听他“出山”，纷纷请他吃饭，他实在无法抽身。

　　苏黎世机场没什么大的变化。

　　飞机准时到达。我为了避免等行李，只带个最小尺寸的行李箱，里面装着我的手提电脑、未完成的译稿和几本刚刚上市用来打发时间的小说。家里什么都有，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拿。

　　过关顺利，我在出口处黑压压的人群中寻找费恩，没看见他。眼前站着清一色的瑞士人，我有记不得费恩的长相。

　　蓦然间，我却发现一张中国人的脸。

　　那眸子本来是漠然的，一见到我，笑意便如一杯水满满地漾出来

　　居然是沥川！！！

　　我惊讶地飞奔过去，扑到他身上。

　　他将我用力一搂，在我额上重重地吻下，上上下下地打量我：“这是什么旅游团啊？晒得么黑？”

　　“不能用黑这个词，得用麦色”

　　“好吧，晒得这么麦。”

　　“王先生，麦不能做形容词——”我打趣。

　　他穿着一套纯黑色的西装，系着一条细细的银灰色领带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。大约是开会的缘故，他穿着假肢，只拿了一只手杖。

　　不是抽不开身吗，他居然早我一天赶回苏黎世。

　　“会开完了吗？”我问

　　“没呢，我溜出来接你。跟我去西西里好不好？”他拉住我的手，“宾馆楼下有很大的游戏机室，可以打游戏。得空我带你去看火山——活火山，还冒着烟呢。”